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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刘晓波,你是88年的粪青,今天的诺奖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全文) 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示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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